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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確認糾紛典型案例

發布時間:09月13日

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與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汪小保所有權確認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上訴人(原審被告):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涇縣涇川鎮儲香路18號。

法定代表人:汪小保,董事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方偉,該公司副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朱云漢,安徽桃潭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第三人):安徽涇縣省級糧食儲備庫,組織機構代碼××。

法定代表人:孔新明,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曹靜,安徽涇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徽州大道394號萬通大廈21樓。

法定代表人:張承保,該公司執行董事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程永亮,該公司法律顧問。

委托訴訟代理人:蔣培,該公司職工。

原審被告:汪小保。

上訴人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簡稱A公司)、上訴人安徽涇縣省級糧食儲備庫(簡稱涇縣儲備庫)因與被上訴人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簡稱B安徽公司)、原審被告汪小保所有權確認糾紛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合民一初字第00069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因原審被告、A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小保被刑事羈押,無法到庭參加訴訟,案件有關事實難以查清,本案未排期開庭審理。經協調確定汪小保能到庭參加訴訟后,本案于2016年4月2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A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小保及委托訴訟代理人朱云漢,涇縣儲備庫法定代表人孔新明及委托訴訟代理人曹靜,B安徽公司委托訴訟代理人程永亮,原審被告汪小保,證人朱某、陳某到庭參加訴訟。庭審后,經調解當事人未能達成一致。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A公司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駁回B安徽公司的訴訟請求。事實和理由:1、汪小保雖被刑事羈押,但可以在汪小保被拘押的看守所開庭。一審開庭未通知汪小保到庭參加訴訟,導致汪小保的權利得不到保障,A公司權益受到損害。2、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1)10份《貨權確認單》系為了付款而編制,且由B安徽公司編制,顯然虛假。汪小保也認定《貨權確認單》為虛假。(2)《租賃合同》、《合同變更協議書》虛假。《租賃合同》約定出租人支付承租人租金,顯然不能成立;《合同變更協議書》增加B安徽公司租賃的A公司倉庫,但太元糧庫1號、16號倉一直由涇縣儲備庫使用。(3)A公司向B安徽公司出具的3份《糧食倉單》系B安徽公司為應付上級檢查而編制,汪小保的陳述也是如此。(4)一審判決認定B安徽公司與案外人章八斤簽訂三份《糧食銷售合同》,銷售數量合計2997.41噸,已出售1300噸,剩余倉儲糧食為1697.41噸。故B安徽公司應向章八斤主張剩余糧食的權利。(5)根據《關于要求縣級儲備糧輪入的報告》、涇縣儲備庫的入庫單,涇縣儲備庫輪入糧食2013年9月已開始,是以”A公司所欠的糧食輪出款抵付收購糧款”的方式支付糧食收購款。一審判決認定B安徽公司付款在涇縣儲備庫之前、A公司實際管控糧食等,均是錯誤的。(6)A公司與中央儲備糧宣城直屬庫(簡稱中儲糧宣城庫)的交易程序是,先收稻谷,然后驗收,驗收合格屬于保管范圍,再簽訂正式倉儲保管合同。A公司與中儲糧宣城庫是滾動付款,從付款依據看,中儲糧宣城庫付款遠比B安徽公司早。白華庫4號倉內糧食為474噸,所謂296.06噸不實。綜上,B安徽公司支付了貨款,A公司已經交付了糧食,銷售發票也已經交給B安徽公司,雙方的買賣關系已經履行完畢。A公司代B安徽公司收購的糧食,B安徽公司已經賣給了章八斤,一審判決認定B安徽公司的糧食仍在A公司倉庫沒有事實依據。3、汪小保涉嫌挪用資金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挪用的資金就涉及到B安徽公司支付的貨款。汪小保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擔保人,是本案關鍵人物。一審法院僅依據對汪小保的調查筆錄,在汪小保沒有到庭參加訴訟、不采納汪小保答辯意見的情況下作出判決,完全錯誤。汪小保與B安徽公司可能有利害關系,建議汪小保刑事案件審結后再審理本案。

B安徽公司當庭辯稱:1、A公司對一審法院與汪小保的談話筆錄沒有異議,汪小保沒有出庭在程序上合法。2、《貨權確認單》上有A公司法定代表人簽字,也有公司印章,且與B安徽公司付款是對應的,A公司主張為了付款而編制,顯然不正確。3、《合同變更協議書》有雙方簽字蓋章,A公司主張其虛假沒有證據。4、A公司主張《糧食倉單》是為了應付檢查編制,沒有證據證實。5、與章八斤的銷售合同有兩份,第一份500噸的合同已經履行完畢,第二份合同約定先付款,后提貨,因為章八斤沒有付款,糧食還是屬于B安徽公司,且沒有相應的出庫單,不能認為糧食已經銷售給了章八斤。6、糧食輪出了不一定輪入,糧食輪出后再輪入需要審批手續。涇縣儲備庫申請的時間是2013年9月,輪入文件12月12日批復,在此之前B安徽公司收購基本完成。A公司2013年11月18日與中儲糧宣城庫簽訂委托收購協議,2013年11月10日開始辦理輪入,此時B安徽公司的糧食已經入庫。7、涇縣儲備庫占A公司85%的股權,A公司受涇縣儲備庫掌控,保管合同可能是A公司與涇縣儲備庫后期制作的。綜上,一審判決符合法律事實。

汪小保述稱,B安徽公司和章八斤的合同只是個形式,事實上和章八斤沒有任何關系,簽訂合同是為了回購糧食,實際上是由A公司銷售糧食。

涇縣儲備庫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確認存放于涇縣太元糧庫1號倉717226公斤、16號倉718949公斤稻谷歸涇縣儲備庫所有。事實和理由:1、一審判決認定太元庫1號倉、16號倉稻谷屬B安徽公司所有,屬事實認定錯誤。(1)B安徽公司與A公司簽訂合同、支付貨款均不能證明太元庫1號倉、16號倉內稻谷是B安徽公司所購。B安徽公司與A公司簽訂的《采購合同》、《租賃合同》中明確注明,B安徽公司委托A公司收購的糧食交貨、存放地點為白華糧庫1-4號倉、橫田糧庫1-3號倉。(2)A公司與B安徽公司將糧食存放地點憑空調整為太元庫1號倉、16號倉,沒有事實依據。汪小保在接受一審法官調查時所作陳述能清楚證明,《貨權確認單》系B安徽公司與A公司為應付檢查而偽造。(3)《合同變更協議書》沒有任何條款,僅增加了太元庫1號倉、16號倉的條款,這本身就存在重大嫌疑。(4)B安徽公司與章八斤的協議及銷售單據,足以證明B安徽公司的糧食已經銷售完畢,只是貨款未收回。銷售單據對所售糧食存放的地點有明確記載,無一涉及太元庫1號倉、16號倉。(5)《合同變更協議書》與客觀事實有諸多矛盾:涇縣儲備庫收購完成太元庫16號倉的糧食后,B安徽公司才與A公司變更合同;涇縣儲備庫存儲在太元庫1號倉的陳糧還未出庫完,B安徽公司卻與A公司進行空倉驗收。上述事實證明A公司與B安徽公司之間的合同變更、貨權確認虛假。2、一審判決對太元庫1號倉、16號倉內稻谷的數量認定錯誤。(1)B安徽公司主張太元庫1號倉有稻谷682.4噸、16號倉有稻谷718.95噸,系B安徽公司與A公司為應付檢查偽造的材料,沒有真實的入庫磅單、憑證和保管等原始資料。涇縣儲備庫參加訴訟時明確說明,太元庫1號倉實有稻谷717226公斤,16號倉718949公斤。一審對相互矛盾的兩個數量,直接按B安徽公司所稱的數量認定,違背基本事實。(2)一審對太元庫1號倉、16號倉稻谷由誰實際管控未查實。上述兩倉的稻谷從檢驗、過磅、入倉、保管以及日常的糧情檢查、糧食通風、熏蒸殺蟲等工作,均由涇縣儲備庫的工作人員完成,B安徽公司均無人員參與也無權參與。3、涇縣儲備庫所舉證據足以證明太元庫1號倉、16號倉的糧食屬于涇縣儲備庫所有。(1)協議、入庫單、質檢單等糧食收購、存放全過程的一系列證據,形成于訴訟之前,并非是為了證明什么而形成。(2)涇縣糧食局、涇縣財政局、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涇縣支行對涇縣儲備庫委托A公司收購并存放的糧食數量和質量情況進行了驗收,驗收文件的附件明確注明倉號為1號、16號糧食的倉容、性質、入庫年份、賬面庫存等信息,并加蓋了上述單位的公章。4、一審判決采信證據存在錯誤,直接武斷認定事實。一審判決書僅對各方當事人所舉證據及質證意見予以列舉,未載明法庭認證意見,采信證據存在偏頗,甚至存在未采信證據即認定事實的情形。涇縣儲備庫、A公司、B安徽公司所舉證據反映的關鍵事實相互矛盾,A公司、B安徽公司為應付檢查編制的《合同變更協議書》及《貨權確認單》虛假,一審未對證據的真偽作出認證判斷。5、一審程序違法。(1)汪小保是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其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羈押,屬因客觀理由不能到庭參加訴訟的情況,汪小保未委托代理人參加訴訟,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44條規定的可以缺席審理的情況。一審以”另行向其進行了詢問”剝奪了其訴訟權利,也剝奪了對方當事人依法當庭詢問、對質的權利。(2)如上所述,一審判決未依法采信證據,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綜上,案涉太元庫1號、16號倉內存儲的不僅僅是涇縣儲備庫的資產,而且是涇縣人民政府的縣級儲備糧。一審判決不僅嚴重侵害了涇縣儲備庫的合法權益,也是對地方一級人民政府儲備糧的侵害。

B安徽公司辯稱:1、關于糧食存放地點。從B安徽公司與章八斤簽訂的合同履行情況看,糧食還在倉庫。B安徽公司與A公司采購和租賃合同中約定了存糧倉庫,后來簽訂了變更協議,增加了太元庫1號、16號倉和白華庫4號倉。一系列協議中均有雙方簽字蓋章,且與《貨權確認單》能夠一一對應,故相關合同及單據均為合法有效。2、涇縣儲備庫沒有證據證明B安徽公司是為了應付檢查制作的《貨權確認單》。3、本案收購單據是A公司開的,錢是B安徽公司付的,糧食多少不是案件爭議焦點。4、涇縣儲備庫可以控制A公司,包括人員和股權,二者實際上類似一塊牌子,兩套人馬,這種控制并不能否認B安徽公司對糧食的所有權。

A公司答辯稱,同意涇縣儲備庫的意見。

汪小保述稱,同意涇縣儲備庫的意見。

B安徽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確認A公司立即將存放于該公司涇縣太元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白華庫4號倉296.06噸,合計1697.41噸稻谷的所有權屬于B安徽公司所有,A公司協助B安徽公司前述稻谷立即出庫;如果不能返還貨物應賠償損失合計4243525元;2、汪小保對A公司上述第一項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保證;3、訴訟費用由A公司承擔。

涇縣儲備庫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確認本案爭議標的物涇縣太元庫1號倉717226公斤、16號倉718949公斤稻谷所有權歸涇縣儲備庫所有;2、請求依法解除對涇縣太元糧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稻谷的查封措施;3、訴訟費用由B安徽公司、A公司、汪小保共同負擔。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13年9月3日,B糧油安徽有限公司(簡稱B安徽公司)與A公司簽訂《糧食采購合同》一份,約定:B安徽公司采購A公司中晚秈稻3000噸,單價為/噸2500元,金額為750萬元;交貨期限為2013年12月31日,交貨地點為A公司白華糧庫1號、2號、3號、4號倉,黃田糧庫1號、2號、3號倉;付款方式:A公司分批向B安徽公司簽署《貨權確認單》確認貨權,B安徽公司收到貨權確認手續并審核無誤后向A公司支付確認數量貨款的95%,A公司根據《貨權確認單》確定的價格、數量分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后,B安徽公司再向A公司支付確認數量貨款的2%,余額在A公司交付地點交付完全部貨物并經甲方驗收合格后七日內付清。合同簽訂當天,A公司出具《授權委托書》,授權該公司副總經理陳某根據前述合同的規定負責該合同履行過程中的現場協調等事務。當天,A公司與B安徽公司另簽訂《租賃合同》一份,約定B安徽公司承租A公司位于涇縣白華糧庫1號、2號、3號、4號倉,黃田糧庫1號、2號、3號倉,倉容量3652噸,用于儲存糧食,租賃期限為2013年9月3日至同年12月31日,租賃費用為/噸3元。2013年9月13日、9月18日、9月22日、9月24日、10月8日、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1日、10月24日、10月30日,A公司分別向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其中最后一份《貨權確認單》確認B安徽公司截至2013年10月29日存放于A公司累計毛糧數量為2997410公斤。B安徽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至11月12日期間多次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向A公司付款,具體付款情況為:2013年9月17日482908.75元、9月24日1294327.50元、9月26日477470元、10月12日1020988.75元、10月18日2032287.50元、10月24日490390元、10月29日479370元、11月1日600000元、11月12日341106.25元,合計付款金額為7218848.75元,付款摘要均為”稻谷款”。2013年10月11日,B安徽公司與A公司簽訂《合同變更協議書》,約定將原購銷合同變更為B安徽公司租賃A公司白華糧庫1號、2號、3號、4號倉,黃田糧庫1號、2號、3號倉,太元糧庫1、16號倉,倉容量共5232噸,其他條款不變,A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陳某均在該合同上進行了簽章。2013年10月30日,A公司向B安徽公司出具《糧食倉單》3份,記載的所有權人B安徽公司存儲在A公司太元庫1號倉的糧食數量為682400公斤,存儲在太元庫16號倉的糧食數量為718950公斤,存儲在白華庫4號倉的糧食為438160公斤。在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2月24日期間,B安徽公司與案外人章八斤簽訂了三份《糧食銷售合同》,約定B安徽公司向章八斤出售存放在A公司倉庫內的2013年產中晚秈稻,三份合同所記載的銷售數量合計為2997.41噸,在此期間B安徽公司向A公司發出4份《出庫通知單》,最后1份(形成于2014年1月6日)《出庫通知單》記載,B安徽公司現已通知提貨和出庫發運倉儲糧食數量合計1300噸(含本出庫通知單數量),剩余倉儲糧食數量為1697.41噸。2014年8月20日,A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小保向B安徽公司出具《擔保書》一份,主要內容為:B安徽公司與A公司簽訂的買賣合同累計采購糧食數量為2997.41噸,B安徽公司已銷售1300噸,剩余貨物1697.41噸,若A公司在履行該份合同中有任何違約情形,本人愿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擔保期限自合同履行期滿后兩年。

2013年9月2日,涇縣儲備庫向涇縣糧食局提出《關于要求縣級儲備糧輪入的報告》,稱:我庫2010年入庫的3000噸縣級糧食輪出工作于今年6月開始實施,9月份將全部結束,目前在落實接收新糧的各項前期工作,請求下達3000噸縣級儲備糧輪入計劃,以爭取在今年11月底之前完成縣儲糧入庫工作。涇縣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12日作出《關于同意輪入3000噸縣級儲備糧的批復》,同意涇縣糧食局輪入3000噸縣級儲備糧,并批復此次輪入所需的收儲資金向縣農發行申請辦理收購貸款,于2013年底前完成該批糧食入庫工作。涇縣儲備庫與A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簽訂《縣級儲備糧委托收購協議》,約定委托A公司收購3000噸縣級儲備糧,入庫時間2013年12月31日前,存儲地點為太元糧庫1號、8號、13號、16號倉。涇縣儲備庫與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涇縣支行于2013年12月26日簽訂《流動資金借款合同》,約定涇縣儲備庫向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涇縣支行借款810萬元用于縣級儲備糧(稻谷)收購,借款期限為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14年12月19日止。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涇縣支行于合同簽訂當天向涇縣儲備庫發放了810萬元貸款。涇縣儲備庫于2013年12月27日至2015年3月24日期間分多筆向A公司支付糧食收購款,涇縣儲備庫的法定代表人孔新明在A公司的《收款收據》上均作了”同意按進度付款”的批示,合計付款金額為8113617.20元。

A公司在訴訟中提供的《A公司庫點收購憑證》顯示,該公司自2013年9月18日開始對外收購糧食,于同年11月18日收購完畢,合計數量為146166公斤;涇縣儲備庫在此期間多次開具《涇縣儲備庫糧食質檢單》。在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3月24日期間,A公司分9次向涇縣儲備庫開具《安徽增值稅專用發票》,記載的貨物名稱為雜交稻,合計數量為3000噸,金額為8113617.20元。

2014年4月1日,案外人中儲糧宣城庫與A公司簽訂《2013年最低收購價中晚稻倉儲保管合同》,對相關糧食的保管事宜作出了約定,在合同附件2《2013年托市中晚稻驗收質量情況表》中記載白華糧站4號倉的數量為474噸。在訴訟中,A公司為證明白華糧站4號倉的糧食屬于中儲糧宣城庫所有,提交了一組《A公司糧食收購劃碼單》、《中央儲備糧油入庫登記檢驗斤單》,這些單據上記載的入庫時間均為2013年12月份;A公司還提交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匯劃專用憑證》一組,顯示中儲糧宣城庫在2013年9月至12月期間分多筆向A公司付款,總金額達34148965.44元。

A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小保因涉嫌挪用資金罪于2014年12月8日被涇縣公安局刑事拘留,現案件仍在辦理過程中。

一審訴訟期間,一審法院根據B安徽公司的申請,查封了存儲在A公司太元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白華庫4號倉296.06噸,合計1697.42噸稻谷。訴爭稻谷目前仍然由A公司保管。在查封后,涇縣儲備庫及案外人中儲糧宣城庫提出異議,一審法院依法告知涇縣儲備庫、中儲糧宣城庫作為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提起訴訟。在一審法院指定的期限內涇縣儲備庫提起了訴訟,中儲糧宣城庫未提起訴訟。

一審判決認為:出賣人就同一普通動產訂立多重買賣合同,在買賣合同均有效的情況下,買受人均要求實際履行合同的,均未受領交付,先行支付價款的買受人請求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確認所有權已經轉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太元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稻谷,A公司分別與B安徽公司及涇縣儲備庫簽訂了買賣合同,這兩份買賣合同均未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依法均為有效合同。但從簽訂合同及支付貨款的時間來看,B安徽公司與A公司簽訂合同在涇縣儲備庫之前,B安徽公司付款也在涇縣儲備庫之前,且A公司還向B安徽公司交付了太元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稻谷的倉單。目前訴爭稻谷仍然由A公司實際管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依法應當支持B安徽公司的所有權主張。白華庫4號倉296.06噸稻谷,A公司與B安徽公司簽訂了買賣合同,訴訟中A公司并未提供其與中儲糧宣城庫簽訂的買賣合同。雖然A公司提供了中儲糧宣城庫的付款憑證,但該證據不足以證明中儲糧宣城庫支付的款項中包括了該部分稻谷的貨款。而B安徽公司提供的證據可以充分證明其按照A公司的糧食收購進度為該部分稻谷實際支付了貨款,且A公司還向B安徽公司交付了該部分稻谷的倉單和貨權確認單,依法應認定該部分稻谷所有權人為B安徽公司。B安徽公司要求確認對太元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白華庫4號倉296.06噸稻谷享有所有權,并要求A公司協助B安徽公司出庫的訴訟請求,具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予以支持。鑒于已支持B安徽公司的返還請求,其提出的損害賠償請求已無實際意義,依法不予支持。A公司及涇縣儲備庫提出的訴爭稻谷屬于涇縣儲備庫及中儲糧宣城庫所有的訴辯意見,與事實及法律的規定相悖,依法不予支持。

汪小保因為被公安機關羈押且未委托訴訟代理人而未能到庭參加本案訴訟,考慮到本案標的物系稻谷,為避免損失擴大、盡快解決爭議,依法向汪小保送達了相關的訴訟法律文書,并向其制作了詢問筆錄,聽取了其答辯意見及對證據的質證意見,保障了其訴訟權利,其未到庭參加訴訟,不影響案件的審理。作為連帶責任保證人,汪小保依法應與A公司承擔連帶責任。關于A公司提出的汪小保涉嫌刑事犯罪、本案應移交公安機關處理的意見,因汪小保在本案中只是擔保人而非主債務人,且涉嫌犯罪的是汪小保個人而非A公司,本案買賣合同當事人是A公司,故汪小保涉嫌挪用資金犯罪不影響本案的審理,本案依法不應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一審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一、確認存放于A公司太元庫1號倉682.4噸、16號倉718.95噸、白華庫4號倉296.06噸稻谷歸B安徽公司所有;二、A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向B安徽公司返還前述稻谷;三、汪小保就本判決第二項確定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四、駁回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涇縣儲備庫的全部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45748元,保全費5000元,合計50748元,由A公司和汪小保共同負擔。

二審庭審中,汪小保到庭參加訴訟,A公司申請的證人朱某、陳某到庭作證。

汪小保一、二審中對有關問題的陳述:《貨權確認單》都是在收購過程中為了B安徽公司打款的一種形式。我們收到糧食以后,向對方出具《貨權確認單》,對方向我們付款。B安徽公司提供的數量檢查表是2014年3月25日補的,當時糧食已經賣掉,B安徽公司為了應付檢查,我們向B安徽公司出具了數量檢查表。我們雖然給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B安徽公司應該知道,有這個《貨權確認單》并不代表糧食就是B安徽公司的。B安徽公司與章八斤的合同,形式上是真實的,實際上是賣給我們A公司,原因是不允許我們回購。涇縣儲備庫委托收購之前可以空倉驗收,也可以不空倉驗收,縣里的文件往往滯后,涇縣儲備庫通常都會提前收購。同一時間段給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又就同一批貨給涇縣儲備庫收購,因為糧食就是涇縣儲備庫委托我們給他們收的。白華庫4號倉糧食屬于中儲糧宣城庫所有。進行最低價收購前必須空倉驗收,因此可以證明4號倉收糧食之前,B安徽公司的糧食肯定銷售完了,不然不可能同意收購的。從形式上是B安徽公司委托A公司收購,實際上是B安徽公司給A公司錢讓我們收購,因為A公司缺乏資金。A公司收購過來后,再進行收購,章八斤的事情就是因為不能回購,所以通過其他方。在回答與B安徽公司簽訂的3000噸采購合同有沒有履行完畢時,汪小保答:糧食已經采購了,但是也已經銷售完畢,只是差B安徽公司的貨款,糧食銷售款被A公司挪用了。在回答為什么2013年10月11日與B安徽公司簽訂《合同變更協議書》變更糧食存放地點時,汪小保回答是為因為糧食庫容有限,裝不到約定的3000多噸,才有了變更協議;(變更協議)只是一種形式,如果不變更的話,B安徽公司不能打款過來,并承認是做了假。在回答A公司給B安徽公司收購糧食后,又將糧食對外出售,B安徽公司的利潤何在時,汪小保回答,類似按照銷售給章八斤的價格和B安徽公司結算。

證人朱某為A公司倉庫保管員,作證時陳述:其不是太元庫1號倉和16號倉的倉庫保管員,1號倉是涇縣儲備庫紀桂榮保管,16號倉是陳計民保管。2013年到2014年,根據領導安排,以太元庫1號倉和16號倉保管員身份簽過字。

證人陳某2004年至2014年10月份任A公司副總,作證時陳述:太元庫1號倉、16號倉不是朱某保管,是涇縣儲備庫保管的。為涇縣儲備庫收購糧食時,糧源組織是A公司負責,涇縣儲備庫負責過稱、檢測、保管。A公司與B安徽公司的合同,一部分已經兌現,還有一部分A公司銷售了,但是沒有給B安徽公司貨款。

上述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已經各方當庭質證,質證過程中相對方未提出反證,其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認定。其證明力,本院結合全案其他證據,在分析、認定相關事實時,再作出認定。

二審中,當事人沒有提供其他新證據,各方主要圍繞一審中已提交的證據進行了舉證、質證。經本院審查,各方提交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能夠予以確認,證據的證明力,本院綜合全案證據,在認定有關爭議事實時再作出分析與認定。因此,除一審認定的當事人無異的事實外,本案二審查明的事實為兩個部分:一是補充認定的案件事實,二是對當事人爭議事實作出的認定。

(一)補充認定的案件事實

1、A公司與涇縣儲備庫2013年11月8日《縣級儲備糧委托收購協議》約定,糧食收購到倉價暫定為2700元/噸。

2、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2月24日期間,以章八斤名義與B安徽公司簽訂的3份《糧食銷售合同》約定的糧食銷售價格分別為2550元/噸、2555元/噸、2605元/噸。2013年12月5日,B安徽公司、章八斤簽訂第一份《糧食購銷合同》的《結算協議》,結算應付貨款1277325元,結算日已付貨款1277325元。2014年2月20日,B安徽公司、章八斤簽訂第二份《糧食購銷合同》的《結算協議》,結算糧食數量800噸,結算應付貨款2047403.20元,結算日止應付貨款2700000元,結算后出賣方應退貨款652596.80元。雙方2013年12月24日簽訂第三份1697.41噸糧食的《糧食購銷合同》后,B安徽公司未實際給A公司發出出庫通知單。

3、B安徽公司二審庭審中陳述,一審提出的返還貨款4243525元的訴訟請求,是1697.41噸糧食按照當時支付的采購價2500元/噸計算的。B安徽公司在二審調解過程中進一步陳述,按照合同約定,B安徽公司按A公司確認的貨權支付95%貨款,1697.41噸糧食還有部分款項未支付給A公司。

A公司二審調解過程中陳述,B安徽公司應預付A公司購糧款7997410元,B安徽公司實際預付的款項為7218848.75元。A公司實際付B安徽公司糧款(通過章八斤匯入B安徽公司)3977325元,并提供8份中國農業銀行個人結算業務申請書予以說明。8份銀行業務結算書表明,自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1月6日,以章八斤名義,共匯給B安徽公司3977325元,每筆銀行業務結算書上的客戶簽名均為A公司出納胡愛民。

4、2015年1月23日,B糧油安徽有限公司企業名稱經工商登記,變更為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2016年3月8日,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經工商登記,變更為張承保。

(二)對當事人爭議事實的認定

1、10份《貨權確認單》、3份《糧食倉單》是否真實。A公司、涇縣儲備庫主張10份《貨權確認單》是為了讓B安徽公司付款而制作,3份《糧食倉單》是為了配合B安徽公司應付檢查編造的,證據只有汪小保的陳述。但汪小保在本案中不僅是擔保人,還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涇縣儲備庫還是A公司的主要股東,在沒有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本院不能僅憑汪小保的陳述否定書面證據。故A公司、涇縣儲備庫主張10份《貨權確認單》、3份《糧食倉單》虛假,因缺乏證據支持,本院不予認定。

2、案涉1697.41噸糧食B安徽公司是否已經銷售給章八斤。根據B安徽公司提供的銷售合同、結算協議、出庫通知單等證據,表面上看,B安徽公司與章八斤之間有買賣合同關系,銷售糧食給章八斤,但從以下事實和證據分析,該買賣合同關系應是B安徽公司與A公司虛構的:(1)汪小保在接受一審法院調查時陳述,與章八斤的合同,形式上是真實的,實際上是賣給我們A公司,原因是不允許我們回購;汪小保在二審庭審中陳述,A公司和B安徽公司從形式上是B安徽公司委托我們收購,實際上是B安徽公司給我們錢讓我們收購,他們委托我們收購是我們缺乏資金。我們收購過來后,再進行收購,章八斤的事情就是因為不能回購,所以通過其他方。汪小保的上述陳述能夠證明:A公司代B安徽公司收購糧食后,A公司又以章八斤的名義回購。(2)證人陳某作證時回答,B安徽公司與A公司合同一部分已經兌現,還有一部分A公司銷售了,但是沒有給B安徽公司貨款。結合汪小保在回答A公司給B安徽公司收購糧食后,又將糧食對外出售,B安徽公司的利潤何在時,”類似按照銷售給章八斤的價格和B安徽公司結算”的回答,再結合A公司調解過程中”A公司實際付B安徽公司糧款3977325元”的陳述,陳某證詞中的”一部分已經兌現”,應該是指付給了B安徽公司部分貨款。(3)A公司在調解中陳述,”A公司實際付給B安徽公司貨款(通過章八斤匯入B安徽公司)3977925元”;汪小保陳述,”A公司收購過來后,再進行收購,章八斤的事情就是因為不能回購,所以通過其他方”,再結合以章八斤名義匯款給B安徽公司的憑證”中國農業銀行個人結算業務申請書”原件在A公司,上述業務結算書上的客戶簽名均為A公司出納胡愛民等事實和證據,可以認定:所謂的章八斤付糧款,實際上是A公司給B安徽公司付款。(4)A公司與B安徽公司約定的糧食采購價格為2500元/噸,A公司與涇縣儲備庫約定的糧食收購價為2700元/噸,章八斤與B安徽公司三份《糧食銷售合同》約定的價格分別為2550元/噸、2555元/噸、2605元/噸,上述事實說明,A公司、B安徽公司在糧食收購、回購中均有足夠的利潤。從而,A公司代B安徽公司收購糧食后,為什么又要以章八斤的名義回購等疑惑均能夠解釋清楚。(5)第一份以章八斤名義與B安徽公司簽訂的《糧食銷售合同》約定付款時間為2013年11月18日,但A公司卻在2013年11月13日即以章八斤名義匯給B安徽公司50萬元;結合第二份《糧食購銷合同》結算后,B安徽公司實際上多收貨款652596.80元等事實,說明《糧食銷售合同》只是形式,B安徽公司與A公司并不在意合同的具體內容,雙方實際上另有某種沒有言明的約定。上述證據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證據鏈,能夠證明:A公司借章八斤名義與B安徽公司簽訂買賣合同,將代B安徽公司收購的糧食回購。結合以章八斤名義于2014年2月24日與B安徽公司簽訂第三份《糧食銷售合同》后,B安徽公司未發出出庫通知單,汪小保和陳某陳述尚欠B安徽公司貨款等事實,能夠認定案涉1697.41噸糧食未實際銷售給章八斤。

3、《租賃合同》、《合同變更協議書》是否真實。A公司主張《租賃合同》、《合同變更協議書》為虛假,除了對合同本身提出的質疑意見外,沒有提供證據佐證。《租賃合同》約定的倉容量為3652噸,《合同變更協議書》約定的倉容量為5232噸,而A公司與B安徽公司《糧食采購合同》約定采購的糧食數量僅為3000噸,因此,汪小保二審庭審中陳述的,變更糧食存放地點是因為倉容量不夠的解釋,與書面證據不符。再結合雙方雖訂立有《租賃合同》、《合同變更協議書》,但訴訟中均未提及租金支付及結算方面的事實、證據等情況,可以認定雙方簽訂《租賃合同》、《合同變更協議書》實際上另有目的。但即便如此,依據現有證據,本院不能認定《租賃合同》以及《合同變更協議書》虛假。

4、涇縣儲備庫是否實際掌控太元糧庫1號、16號倉。(1)根據一審認定的、當事人沒有爭議的”涇縣儲備庫與A公司簽訂《縣級儲備糧委托收購協議》后,已實際支付A公司8113617.20元,A公司開具了3000噸糧食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在A公司糧食收購過程中,涇縣儲備庫多次開出《涇縣儲備庫糧食質檢單》”等事實,可以認定:A公司代涇縣儲備庫收購3000噸儲備糧過程中,糧食質量是由涇縣儲備庫把關。(2)涇縣糧食局2014年3月25日下發的《關于3000噸縣級儲備糧驗收情況的通報》(涇糧辦〔2014〕15號),涇縣儲備庫入庫的3000噸縣級儲備糧數量真實;上述文件的附件《3000噸縣級儲備糧驗收測量明細表》,涇縣糧食局、涇縣財政局、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涇縣支行確認3000噸儲備糧,太元庫1號倉存放717226公斤,16號倉存放718949公斤。根據上述證據,可以認定:涇縣儲備庫完成了3000噸縣級儲備糧收購任務,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均有存放。(3)汪小保一、二審中的有關陳述以及證人朱某、陳某的證言均能證實,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實際由涇縣儲備庫保管;倉內糧食是涇縣儲備庫負責過稱、檢測、保管。(4)2014年3月21日《縣級儲備糧實物測量表》能夠證明,涇縣儲備庫組織、測量了太元庫1號、16號倉的糧情。上述證據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鎖鏈,能夠據此認定:太元糧庫1號、16號倉糧食入倉后,由涇縣儲備庫實際保管。一審判決認定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糧食目前仍由A公司實際管控錯誤,本院予以糾正。

本院認為,綜合歸納當事人的上訴請求和理由,以及相對方的答辯意見,本案二審要解決的焦點問題有四個:一是本案當事人糾紛的性質,即本案案由能否確定為侵權責任糾紛;二是一審程序是否合法;三是案涉太元庫1號倉、16號倉糧食所有權的歸屬;四是本案應如何裁判。結合案件事實和有關法律規定,本院逐一分析、評判如下:

一、關于本案案由的確定問題

B安徽公司起訴要求確認存放于涇縣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以及白華糧庫4號倉共計1697.41噸糧食的所有權,如不能返還貨物賠償損失4243525元,A公司否認B安徽公司的主張;訴訟過程中,涇縣儲備庫以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身份參加訴訟,主張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糧食的所有權,因此,本案當事人爭議的標的物是1697.41噸糧食的所有權,所涉法律關系的性質主要為所有權確認。對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本案案由應確定為所有權確認糾紛。一審將本案案由確定為侵權責任糾紛不當,本院予以糾正。

二、關于一審程序是否違法問題

A公司、涇縣儲備庫主張一審程序違法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汪小保應該到庭參加訴訟,一審法院卻缺席審理;二是一審對證據未予認證。一審法院已依法定程序向汪小保送達了應訴通知書、開庭傳票等,汪小保雖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羈押無法到庭參加訴訟,但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的規定,其可以委托訴訟代理人代為參加訴訟,汪小保未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是處分其訴訟權利。一審法院為查明案件事實,已將各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交汪小保質證并發表意見,并就案件有關事實向其作了調查,談話筆錄也交各方質證。因此,汪小保未到庭參加訴訟,一審法院不違反法定程序。一審判決書雖然未載明對證據的認證意見,但一審判決書已經明確寫明了認定的案件事實,由此說明,一審判決僅是未公開采信證據的理由和結論,不能因此得出一審違反法定程序的結論。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認定本案一審程序基本合法。A公司、涇縣儲備庫主張一審程序違法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三、關于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糧食所有權的歸屬

本案B安徽公司持A公司出具的《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主張存放于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糧食的所有權,涇縣儲備庫基于對1號倉、16號倉存放糧食的管控,主張所有權,二者均有一定依據。綜合全案情況,確認爭議糧食的所有權歸屬,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1、《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是否能夠排斥涇縣儲備庫主張所有權;2、爭議糧食的實際占有情況;3、當事人行為或者訴訟的目的。上述三個因素,本院分析、認定如下:

1、《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能否排斥涇縣儲備庫主張所有權。根據當事人無異議的A公司代B安徽公司收購糧食等事實,再結合本院認定的”A公司借章八斤的名義,與B安徽公司簽訂買賣合同,將代B安徽公司收購的糧食回購”等爭議事實,此筆交易主要是A公司在中間操控。又結合A公司與涇縣儲備庫之間存在政府批文下達前先收購糧食、以糧食輪出款沖抵收購款等交易慣例等事實,從而可以分析出,之所以出現同一標的物有兩方主張所有權,有兩種可能的原因:一是A公司出于某種原因或者目的,將代涇縣儲備庫收購的糧食,給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二是A公司將《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中的糧食出售給涇縣儲備庫,作為代涇縣儲備庫收購的儲備糧。A公司時任法定代表人汪小保認可上述第二種原因。且訴訟中,汪小保還陳述”雖然給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B安徽公司應該知道,有這個《貨權確認單》并不代表糧食就是B安徽公司的”。因此,《貨權確認單》中的糧食為涇縣儲備庫的縣級儲備糧的可能性更大。綜合上述分析,B安徽公司雖持有《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但不能因此排斥涇縣儲備庫主張所有權,也難以據此否定涇縣儲備庫的所有權主張。

2、爭議糧食的實際占有。根據本院二審認定的事實,案涉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糧食收購時即由涇縣儲備庫控制質量,涇縣糧食局、財政局、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涇縣支行已確認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糧食為縣級儲備糧,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由涇縣儲備庫實際保管,因此,可以認定,案涉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存放的糧食已由涇縣儲備庫實際占有。

3、當事人行為或者訴訟的目的。從案涉糧食交易的過程看,B安徽公司委托A公司以2500元/噸的價格收購糧食,然后以2550元、2555元/噸的價格出售,其2013年9月17日付出第一筆貨款,11月13日即開始回收貨款,說明B安徽公司進行此筆交易的目的是賺取糧食的市場差價,從而營利。B安徽公司起訴要求確認其對爭議糧食享有所有權,在不能確認所有權的情況下返還貨款,故B安徽公司提出的是選擇性訴訟請求。雖然訴訟中,B安徽公司解釋返還貨款的訴訟請求,是應法院方便計算訴訟費的要求提出的,但其辯稱不僅沒有證據支持,也沒有法律依據。結合前述認定的B安徽公司此筆交易的目的是通過買賣盈利,因此,B安徽公司提起訴訟主要是為了挽回損失。國務院《糧食流通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級糧食儲備制度。糧食儲備用于調節糧食供求,穩定糧食市場,以及應對重大自然災害或者其他突發事件等情況。”《安徽省省級儲備糧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二款、第四十五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省級儲備糧,是指省人民政府儲備的,用于調節全省糧食供求總量,穩定糧食市場,以及應對重大自然災害或者其他突發事件等情況的糧食和食用油。””未經省人民政府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動用省級儲備糧。””市、縣級儲備糧的管理,參照本辦法執行。”因此,涇縣儲備庫提起本案訴訟的目的是,在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糧食成為他人爭議的標的物,并被訴訟保全查封的情況下,要求確認所有權,保證縣級儲備糧不受侵害,確保一旦遇到有關緊急情況,政府可以及時調撥、使用儲備糧。

綜合上述三個因素的分析、認定結論,即《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不能否定涇縣儲備庫的所有權主張,涇縣儲備庫已實際占有爭議糧食,B安徽公司主張所有權是因商業行為要挽回損失,涇縣儲備庫主張所有權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不受損害,全面權衡后,案涉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存放的糧食,應確認給涇縣儲備庫所有。一審判決根據買賣合同訂立和付款的先后,不考慮標的物的實際占有情況,以及當事人行為或者訴訟目的,將案涉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內存放糧食確認給B安徽公司不當,本院予以糾正。

四、關于本案應如何裁決的問題

案涉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糧食所有權確認給涇縣儲備庫后,案件的裁判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案涉白華庫4號倉的糧食所有權是否應確權給B安徽公司;二是B安徽公司在本案中的權益如何保護和實現。

1、關于白華糧庫4號倉內糧食是否應確權給B安徽公司的問題。A公司主張,白華糧庫4號倉內存放的糧食是代中儲糧宣城庫保管的中央儲備糧,并提供了與中儲糧宣城庫簽訂的《2013年最低價中晚稻倉儲保管合同》予以證明;中儲糧宣城庫對一審法院查封白華庫4號倉糧食提出異議時,提供了2013年9月25日與A公司簽訂的《執行2013年中晚稻最低價收購政策委托收購合同》予以證明。結合前述分析太元糧庫1號倉、16號倉糧食所有權時的思路和結論,本案亦不能排除A公司將他人代保管的糧食向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的可能性,A公司時任法定代表人汪小保訴訟中已實際認可了上述可能性。因此,雖然中儲糧宣城庫未提起訴訟要求確認所有權,但不容忽視的結論是,現存放于白華糧庫4號倉內的糧食可能涉及到中央儲備糧。《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本條例所稱中央儲備糧,是指中央政府儲備的用于調節全國糧食供求總量,穩定糧食市場,以及應對重大自然災害或者其他突發事件等情況的糧食和食用油”、”未經國務院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動用中央儲備糧。”因此,在不能完全否定白華庫4號倉內糧食屬于中儲糧宣城庫所有,在B安徽公司的權益和訴訟目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予以保護和實現的情況下,該倉內的糧食不宜確權給B安徽公司。一審判決在不能否定A公司將代保管的白華庫4號倉糧食向B安徽公司出具《貨權確認單》、《糧食倉單》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中儲糧宣城庫所有權的情況下,依據《貨權確認單》等,將白華庫4號倉糧食確權給B安徽公司,存在不當,本院予以糾正。

2、關于B安徽公司的權益應如何保護和實現的問題。案涉的1697.41噸糧食本院未確權給B安徽公司,故B安徽公司不能返還貨物應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依法應予以支持。B安徽公司要求按2500元/噸返還貨款,訴訟請求正當,本院予以支持。訴訟中B安徽公司認可該1697.41噸糧食只支付了95%的貨款,故A公司返還該筆貨款時,應扣除B安徽公司尚未支付的5%的貨款。本案當事人爭議的訴訟標的是1697.41噸糧食的所有權,故案件審理中查明的A公司以章八斤名義多付給B安徽公司的652596.80元,與本案無關,且當事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上述款項是否已經返還,故本案不予審理。汪小保就A公司對B安徽公司的債務出具了《擔保書》,擔保行為合法有效,其應與A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綜上所述,A公司上訴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納;涇縣儲備庫上訴提出的主要理由成立,其上訴請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部分不清,適用法律不當,本院予以改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七條、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合民一初字第000694號民事判決;

二、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4031348.75元,并自2014年10月16日起,按同期銀行同類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三、汪小保對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四、涇縣太元糧庫1號倉存放的717226公斤、16號倉存放的718949公斤稻谷屬于安徽涇縣省級糧食儲備庫所有;

五、駁回B貿易安徽有限公司、安徽涇縣省級糧食儲備庫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45748元、保全費5000元,均由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汪小保承擔;二審案件訴訟費45748元,由安徽A糧業有限公司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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